“被表述”的东方历史

读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著作《偷窃历史》，经常会联想到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有这样的联想并不稀奇，古迪开篇就把“偷窃历史”的概念阐述得明明白白：“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而萨义德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单来说，将东方看作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压榨东方的一种方式。古迪和萨义德的理论之间的相互指涉性无疑更好地证明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同时也预示着想要清除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源所要遭遇到的阻力。

在我们平时的语境中，历史指的是一种学科知识的建构。所有关涉人类社会的而非自然界的知识都是历史性的知识，这就意味着历史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判断和诠释。举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人会争论拿破仑是否确有其人，然而拿破仑到底是伟大的统治者还是法国的灾星，这其中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关于历史的诠释和争论是历史建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源头。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诠释是依赖或者说受制于历史学家本人的身份、素养、语境，甚至于当时的心情等等因素的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客观中立理论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根本不成立的，只能是一种理想化模式。但是如果说历史的建构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好恶和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所谓“偷窃历史”和“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似乎不能成立。因为西方人书写历史，自然会受制于西方的价值观，采取一种西方的历史建构，如果东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样也会存在一种“东方中心论”的说法。这方面很容易想到近代中国的“天朝上国”和“西方蛮夷”的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从这种“历史是一种知识的诠释”角度来看古迪在《偷窃历史》中批判的那些人物，尤其第二部分中主要提及的三位历史学家及他们的代表著作：李约瑟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埃利亚斯及《文明的进程》和布罗代尔及《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顺带受到质疑的还有布克哈特的《希腊人与希腊文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我对这些被古迪竖立起来的靶子，觉得与其批判，不妨作同情的理解会更好些。尤其像马克斯·韦伯一直主张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客观中立作为标准，虽然是一种理想化模式，但是能尽量向这个标准努力靠拢至少说明了对历史研究态度的严谨和慎重，对其扣上“偷窃历史”的帽子实在有点冤枉。另外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斯·韦伯之所以受到古迪的批判，是因为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集》的前言里阐述了他以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所要探讨的：直到17世纪左右，中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在近代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取得了现代科学的突破呢？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力图解答这一难题。但在古迪的陈述中，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李约瑟，在这些看似严谨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渗透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价值观，比如认为西方优于东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和平等都是西方的发明，并以此衡量东方。他们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书写了东方的历史，偷窃了东方的历史。

尽管我对古迪对书中提及的作为靶子的历史学家作同情的理解，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古迪所说的“偷窃历史”的确存在，萨义德的亲身经历及其撰写的东方学专著也证明了这种西方历史的偏见。在这种西方历史的阐述模式中，东方的许多民族生来就被看作是一个臣服的民族，“为一个了解他们并且可能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民族所统治。他们辉煌的时代是在过去，他们在现代世界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因为那些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有效地使他们摆脱了衰落的悲惨境地并且将他们转变为重新焕发出生机的、具有创造力的殖民地”。（萨义德《东方学》）古迪在书中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对中国的印象：18世纪的欧洲虽然深受中国艺术和装饰的影响，但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尔曼认为只有希腊艺术传统才真正体现出美；语言学家红包认为汉语低劣；诗人雪莱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值一提；赫尔德讽刺中国的民族性；德·昆西认为中国人陈腐；黑格尔认为中国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低水平；孔德、托克维尔和米勒都认为中国是低劣的、野蛮的或停滞的……

在古迪看来，之所以存在这种历史的偏见，是因为西方从16世纪开始扩张，经过19世纪的工业化，到欧洲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从而取得了世界历史的话语支配权。而这种文化和话语的霸权无疑要求他们书写历史的时候以自我的标准衡量和规范“他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和话语霸权运作于大众社会中的时候，这种观念的传输、历史学家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的方式，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积极的认同”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