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立场标志下的本雅明

英国的文化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在一本书的开头写道：过去二十多年的一大显著标志乃是逐渐发现了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评价乍一看有些大而空洞，但仔细揣摩起来又颇有深意。因为这一“发现”之前，伊格尔顿并没有添加任何修饰语，也就是说，他没有限定在某一专业领域之内发现了本雅明。这种故意的含混反而把本雅明思想中的诸多面向都涵括在内：神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玄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不一而足。涉猎如此多的领域，并且每每都有深刻的洞见，启示性的格言和创见性的文本，也难怪学界中的众多学人都惊呼为天才式的人物。但这位短命的天才留下来的残篇断简，也让后人挠破了头皮。尤其涉及到在犹太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立场，本雅明的变得身份愈加模糊。

新出版的《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是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撰写的回忆录。他们最早结识于1915年，当时本雅明23岁，肖勒姆17岁。他们从共同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感中建立起了一生忠诚的友谊。肖勒姆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犹太神学家，他对本雅明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神学方面。在他看来，本雅明虽然对希伯来语一窍不通，但他却能感觉到本雅明“周围有某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一种对宗教的献身，像一位犹太教经师，他漂泊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寻找他的‘经书’”，因此他一生笃信本雅明是一位“放逐凡间的神学家”。本雅明的这种立场从1925年开始有了变化，逐渐从神学思索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让肖勒姆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对于这段现在还无公论的争议，肖勒姆在书中提供了一个直觉的个人的认知印象：“当我1923年离开本雅明时，我带走的是一个被创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率直冲动所推动的男人的形象，他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的才华，他知道他想去哪里”，但是，当他们在1925年重逢时，“我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处于强烈的发酵过程，他的封闭的世界观炸毁了、瓦解了，他处在突破之中，通向新的彼岸，他还不能够确定彼岸何在”。

毫无疑问，肖勒姆是反对这种变化的。从一个神学家的立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法信任的，它们永远都是对立的两面。按照他的说法，本雅明陷入了辩证法的分裂，他满怀***的狂热想调和这两种立场。本雅明始终没有放弃这两种立场，最终陷入了困境。他所做的关于十九世纪法国拱廊街的研究计划，因为不够“辨证”，融合了神学的意味，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被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次次驳斥修改；另一方面，肖勒姆对本雅明文中时时闪现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概念也持有一种敌意的批评态度。本雅明成为了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局外人”，似乎没有人能够再理解他，这种尴尬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0年，他在流亡途中无法脱困而自杀身亡。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后来的汉娜·阿伦特分析的最为透彻。1968年，阿伦特编辑了《启迪》文选，这是本雅明的文集第一次以英文形式面世。阿伦特在那篇流传甚广的序言长文中说本雅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作为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而对它的历史或哲学背景几乎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他的地方在于“精神及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能适当地把二者联系起来，它们就能互为印证、互为解释，到最后它们不再需要任何说明或解释性评论”。在我看来，阿伦特的这段话抓住了本雅明精神世界的核心，在本雅明的众多学术兴趣中，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而已，一旦解决了这一困境，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能完美地融合为一体。

不仅仅是在神学和马克思主义方面，本雅明曾经想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但这一理想被肖勒姆粗暴地斥责为“虚荣”；本雅明一直痴迷于收藏图书，他曾多次向好友炫耀收藏的稀有版本的图书，他生前撰写的关于图书收藏的文章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些图书收藏爱好者的必读之作，但随着战争和流亡，他所有的藏书丢弃一空；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从论歌德的文章开始，他就一直这样做了。但是这样写出的文章与其说是不符合当时学术界的规范被各大高校拒之门外，倒不如说是这种怪诞的文本让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感到不安和威胁——那些学者们使用引文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本雅明不是使用引文，他著作的主体就是引文组成，论述反而成了某些次要的东西。这样搜集得来引文只能证明本雅明那种独一无二的天赋，让其他学者相形见绌。

肖勒姆在《本雅明》一书中提供一个真实的维度近距离地观照到了本雅明，这个生前不被多数人欣赏的天才式的人物——自从他死后，他的名声传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肖勒姆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本雅明从神学到马克思主义转变中的困惑、焦虑、忧郁以及那种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暴虐、受虐和脆弱的真实。正是受到这本书的激发，苏珊·桑塔格才写下了《在土星的标志下》这一向本雅明致敬的长文，这也是我读到的少有的能深刻领悟和体味到本雅明那种独一无二的精神特质的文字。桑塔格在文中称本雅明的书籍是“思想的马刺”，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她说：“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不一而足。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做出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味”，所以，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只能“占据着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