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雷蒙德·卡佛

我们最早接触到雷蒙德·卡佛的作品应该是《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那本书收录了卡佛的十三个短篇，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于晓丹的译文。那也是在继海明威之后我们再一次领略到简约风格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2009年年初，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卡佛的小说集《大教堂》（1983），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卡佛及其“极简主义”风格的小说又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了小说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模仿的对象。在这些争论的话题当中，卡佛小说爱好者对肖铁翻译的《大教堂》的译文上指出了很多谬误和粗疏之处，这种批评直接催生了另一本书的出现，这就是由卡佛小说爱好者汤伟翻译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1988）出版的由来。

尽管我们耳边经常传来评论家的告诫不要试图用小说家的现实生活来诠释其作品，但对卡佛这样的作家而言，他的小说与他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笔下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和失败者，是美国中下阶层的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是最庞大的下层土壤。卡佛的大半生都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坦然承认他的小说写的大都是他周围那些人实实在在的生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开始成名，经济窘况得到了改善，再不用担心写作的时候身下的椅子被人抽走，写作的风格也随之转变：“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许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一些。”换句话说，《大教堂》仅仅代表了他这一时期比较成熟的创造。但对一向乐意追根究底的读者来说，我们更渴望全面的了解他，比如，他的小说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极简主义是如何练就的？从他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开始，一直到他的作品成熟期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这些疑问单纯从《大教堂》中是无法得到答案的，但从这本卡佛去世前亲自编选的自选集中却可以大体触摸到其中的变化痕迹。

自选集中收录卡佛认为一生书就的最好的三十篇小说和另外七篇新创作的小说。第一篇《没人说一句话》描述的是一个少年在普通家庭中生活中的一天，父母的争吵，他的撒谎和逃学，他的性萌动和对女性的幻想，钓鱼讨父母的欢心。这些琐碎的孩子气的生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富有意义并且比较丰满的故事。与他以后的创作进行对比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某种微妙的变化的发生。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同样也是卡佛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小说《差事》，是写俄国小说家契科夫的死。这个题材也预示了他对纪实与虚构的写作手法的巧妙借用，他舍弃了一贯海明威式的简约和卡夫卡式的阴郁，描述了很多细节，让整个故事变得丰满，而且充满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些变化在卡佛大多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他的大多数小说虽然延续了普通人琐碎的生活主题，但不描述细节，不重视叙述结构，不烘托气氛，也不加评论。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你在旧金山做什么》、《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以及《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之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骨架。这个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过人之处在于，他发明了一种写作方法，对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书进行概括性和缩减性的书写，因此他的短篇才散发出一种如此简练和迷人的魔力。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卡佛的创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一本并不存在的书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时候却是先真真切切写完一个故事，然后对其进行精简。自选集中《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收录到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1981）中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甚至删去了四分之三的内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个破碎的、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浓缩的框架。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是意义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赖读者的阅读和头脑中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补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恰好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小说理论，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了填补他作品空白的创造，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卡佛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容易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他笔下的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以来，我们阅读卡佛的时候，仿佛观照着的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某种我们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年初《大教堂》出版后，卡佛小说的突如其来的火热让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正像有人所言，1988年去世的卡佛绝对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纪的大洋彼岸，竟然有这么多人津津乐道他小说中的极简主义。卡佛的小说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文学界青睐的。一般认为，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是对以托马斯·品钦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拨乱反正”，因为后现代小说大行其道的那种拼凑的、粘贴画似的繁复美学风格开始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我同样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更为契合我们心态的观点，文学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分析说，七十年代的美国，燃油出现危机，经济持续衰退，政治灾难频繁，普通人的生活愈加艰苦，“当经济情况不断恶化，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美国文化迫切需要一位作家来表现侵入个体生命的悲观情绪，挫折感和失败感”，于是卡佛的小说恰逢其时，是他将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作家越来越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意义变得混乱无序，简短的故事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是有节制的，碎片式的，不奢望把握现实。当美国人不断降低期待，开始学会忍受限制，减少对生活的要求时，卡佛所谓的简约主义完美地吻合了这个时代”，因此，他强调说，是时代呼唤着雷蒙德·卡佛。

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卡佛相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