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俄语诗人，美国公民

可以借用一下米兰·昆德拉的那个比喻，诗人毁掉了生活的房子，用拆掉的砖块建造了另一座诗歌的房子；而传记作者仿佛是打算摧毁诗人的诗歌房子，重新建立已经拆除的。换句话说，传记作者的工作既不能阐明诗人的价值，也不能阐明诗歌存在的意义，根本就是多余的书写。不仅仅是昆德拉有这样的想法，反对传记的作家和诗人大有人在。尤其是诗人的传记书写，更为艰难之处在于，传记作者除了要对诗人的生平史实负责，还要对诗歌的解读负责。诗人布罗茨基接受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著名访谈中就说到这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他说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能是很出色的作品，但这种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反而可能使得诗歌模糊不清。它可以重构监狱、迫害、流放，但却无法重构艺术思想和诗歌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读者可能仅仅通过诗人的传记故事获得了某种情感上满足，而把诗歌抛在脑后。

尽管如此，我还是渴望有一本关于诗人布罗茨基的传记。这种精神上渴求源于我个人阅读经验中多重影响的重叠。比如桑塔格就不止一次向这位老朋友致敬，关于布罗茨基的诗歌，桑塔格把他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关于布罗茨基的散文，桑塔格用“诗人的散文”这一独特的文体向俄罗斯的二十世纪致敬，“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到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延续。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恰逢其时地满足了我对伟大的诗歌精神的渴求：不仅仅是渴望深入细致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所遭遇的监狱和流放生涯，更多是想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最终由他串联起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作为这本传记作者的洛谢夫，与一般作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布罗茨基的好友和诗友，也是最早对其诗歌展开严谨的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年轻时已经相识，因为共同对诗歌的追求和爱好结下伟大的友谊。其后，即1972年布罗茨基被强制遣送出国之后，1976年，洛谢夫也移居到了美国。很显然，洛谢夫书写布罗茨基的传记的优势尽显与此，他们不但分担了共同的对诗歌的爱好，而且共同分担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命运：从此以后，他们的家只有俄语，而不再是俄罗斯。在这本书中，传记的作者洛谢夫，诗人布罗茨基，以及传记中提到的伟大诗人们，他们的身影都是相互重叠的。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可以归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在布罗茨基的一生中，1964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诗人因不劳而获罪受审入狱，而后被判流放，最终被驱逐出国。在传记中洛谢夫对这次审判有着极其清晰的描述，而且这种描述愈详细愈是彰显出一种实实在在的荒诞意味。最初的审判是以布罗茨基经常调换工作为由，当布罗茨基说自己的工作是写诗时，法官拒绝承认他的文学工作是一种工作，拒绝承认他是一位文学家。这种典型的黑色幽默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少有种卡夫卡小说的味道。洛谢夫谈到这次事件对诗人本人的深层的影响值得记录在此：“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常常被称为‘卡夫卡式的’，这指的是法律逻辑的缺失、诉讼的荒谬以及可怕的审判氛围”，但对布罗茨基而言，这次审判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味，“要知道，卡夫卡的《审判》不仅写到，一个人可能会不明不白地遭到审判和折磨，而且还写到，一个不知为何遭到审判多大人却也有可能感觉自己有罪。这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存在罪孽感，并不一定与犹太-基督教的原罪意识相关，这种罪孽感始终存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也存在于他的整个智性生活”。在我看来，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布罗茨基诗歌的一把钥匙。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不仅仅有关于原罪主题的诗歌，还有与此相关的宽恕主题。阿赫玛托娃说过“你不知道你已获宽恕……”布罗茨基终生铭记这句诗歌。是不是正因为此，而布罗茨基在美国的流亡生活才超越了自我隔绝和悲痛的局限，具有如此清醒的自我审视和观照？布罗茨基用俄语写下了伟大的诗篇，而用英语写下了同样伟大的散文——诗人的散文。

在去年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印象很深的是沃尔科夫问布罗茨基，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有什么感觉？布罗茨基用托马斯·曼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这不是傲慢，是深深浸淫于二十世纪优秀的俄罗斯文化之中下意识的自信。正如桑塔格所言，我们只有环顾一下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他俄罗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间的行为举止，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且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用他自己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那句巧妙的话作为回应，他是一位“俄语诗人，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