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夭折的《新阅》

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写信给你，当时胡成林告诉我你的通讯地址，并转述了你给他的信中关于我的内容。可之后好几次，我觉得胸中有千言万语，坐下来打开电脑，却不知道第一句话从何说起。记忆和忘记都需要勇气，但对于《新阅》，我总是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新阅》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表达的无力，甚至《新阅》直接让我丧失了表达的能力。这种感觉，就像我以前写过一句话：“当你学会沉默时，生活才刚刚开始”。现在至多只能这样说，《新阅》是一道重重的休止符，终结了我们那段自以为是、年少轻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春。某种程度上，《新阅》就是我们的壹玖捌玖，你和我，以及很多参与者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但迄今为止，我真的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来为它结案陈词。

　　

　　有一点必须承认，如果不是《新阅》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偿债压力，我想我至今仍旧是一个愤世嫉俗却又手脚无力的小知识分子，整天沉浸在那种自恋和自虐情节交织的小情小调与小恩小怨之中，对所有事情都充满着议论和牢骚，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新阅》把我从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境里踢了起来，逼得我不得不像个小商小贩一样，到处跟人讨债、要钱。你离开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抱着电风扇整宿整宿地呆在办公室里编写商业计划书，然后跑遍了武昌所有的商业银行，找尽了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潜在的投资者，眼睁睁地看着每一次虚无缥缈的希望都一点一点地变成彻头彻尾的绝望。最后，我以三毛钱一本的价格卖掉了满屋子被退回来的杂志，和兄弟们喝了整整一个月的酒，然后四海飘零，各安天命。

　　

　　如你所知，纵贯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反叛”是我生活的主题词。从高中厌学，到大学退学，再到长达数年的自学，我总以为这个世界处处与我为敌。我不停地制造各种各样的假想敌，家庭、教育、政治、社会、传统——我抱怨制度的偏废、抱怨世俗的偏见，我抱怨一切可以抱怨的东西。我一直抱怨他们不给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机会，可当我终于获得这个机会时，却发现自己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而真正做好一件事情，也远不像自己臆想的那么简单。可以这样说，在《新阅》之前，我总是可以为自己的挫折找到很多冠冕堂皇的外部借口，但《新阅》的失败，却毫无留情地迫使我直面自己赤裸裸的无能。就像我当时的签名：“我痛恨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无力感。”这是我第一真正痛切地意识到：“说”和“做”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前者仅仅需要澎湃的***，后者却需要穿透世事的洞察、超越琐碎的隐忍，以及专注细节的执行。

　　

　　从这个角度说，《新阅》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在我生命里最煎熬的那个夏天，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败，也因此开始了我前27年最惨痛的一次反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说的不是你想说的，你做的不是你想做的。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这句独白似乎成了我的一个诅咒。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也许不算太难，但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却绝非易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刻意保持一种特立独行式的旁观者姿态，总希望自己显得这个世界不一样。结果你在疏离这个世界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在疏离你。“和光同尘”，不知道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仔细想，我那么多年、那么固执地想要办起一份杂志，一方面固然是我的志趣所在，但另一方面，也无非是想向当初那些看轻过我的人证明，他们是错的。然而最大的悲哀却在于此：我以为自己在反抗所谓的世俗，其实自己就一直活在世俗的偏见里。

　　

　　不夸张地说，我之后的改变全部源于你。我的商业启蒙源于你留下的那本《营销管理》，我的谈判风格延续了你的尖刻和直率，我的生活轨迹沿着你从武汉来到北京。有时候我在北京拥堵的公交车里被闷得发慌时，都忍不住想，几年前的你是不是就和我现在一样，一边咒骂着这座城市的势利，一边又憧憬着这座城市的功利。我经常想起你跟我说北京人走路的速度是武汉人的两倍，我也经常想起你跟我说你和生意伙伴从来只谈利益和女人，我还经常想起你跟我说你偶尔也会在后半夜惊醒时问自己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几次我在夜里回来北京，看到车窗外灯火辉煌，就非常强烈地体会到你初来这里的心情：既然我来到这里，看到这里，就一定要征服这里。

　　

　　我现在应该说一切都好，或者说得谨慎一点，一切都在正确并且从容的轨道上。《新阅》之后尝试了几份短暂的工作，又参与过两个项目的初创，都以失败告终，但对我已经没有太大的触动。反而在不同行业的失败经验，促使我不断去思考商业运营的本质规律，并最终在目前这家咨询公司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平台和位置。现在的老板是非常让我服气的一个人，同事也有一股共同打拼的精神。恍惚间，我甚至重新找到了《新阅》时代的***。我相信世俗的成功对我不是问题，我甚至预感在我三十岁之前我们这个团队就会做起一家上市公司。但越是如此，《新阅》越让我觉得心有不甘。

　　

　　当然从商业角度来看，《新阅》实在什么都不是。它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业项目，只是我们一群人头脑发烧的理想主义产物。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尤其珍贵。首先，它是我们的理想；其次，它是一群兄弟的产物。我想没有什么比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实践自己的理想更完美的事情了。我自己在商业上得到的经验越多，我就越感慨：当初如果我像你那样，之前有过哪怕一丁点商业运作的实践经验，我也不至于让《新阅》走到破产那一步。无论这个项目从盈利前景上有多少先天的局限，我都相信做好它还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新阅》几乎成了我的一道心坎，我经历过的很多次失败我都可以非常坦然地放下，但《新阅》，我即使放下，也仍有余悸。它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祭奠，它是我们最后一次用尽全身的力量去冲撞世俗之墙，然后，头破血流。

　　

　　必须澄清，《新阅》是我拖累了你，而不是你拖累了我。或者说，那是我们共同编制的一个充满少年意气的青春之梦，现在只不过各自承担着梦碎之后的煎熬与艰辛。但很显然，为我们共同的野心支付更多成本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们陈家湾吃饭，谈起马云的创业经历，你很感慨地说，湖北人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图小利而无大谋，不如江浙人那样大气、敢闯——“我要改变世人对湖北人的看法”。这是我们共事的短短三个月里，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相识近十年来，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我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被命运支配的人和支配命运的人。有太多的人从一出身就被世俗规划好一生的轨迹，他们老老实实地上学考试、本本分分地打工挣钱、无怨无悔地结婚生子，就像《搏击俱乐部》里的台词，“没有地位、没有自我，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麻木地饰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被大众娱乐洗脑，按照产品广告过日子，属于面目不清的大多数；而另外一种，却从来就不打算拿着剧本和台词按部就班地生活，虽然他们也追求世俗的功利，甚至比一般人更加渴望世俗的成功，但他们总会有超越世俗之上的诉求。这个信念，在我们高中时代彼此惺惺相惜时激荡过我们，在我们大学时代一起困学求变时鼓舞过我们，在我们《新阅》时代共同艰苦创业时支撑着我们，也许在各自遭遇困境时，也曾一度动摇过、妥协过、甚至放弃过，但现在，当所有人都以为我正在与曾经的理想渐行渐远时，我却对这个信念前所未有地清晰。

　　

　　还记得你向我推荐，我后来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的《巨人三传》吗？我曾经把译者傅雷的一段话作为我一篇文章的结尾：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