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知识分子时代的终结

当让·保罗-萨特在1980年去世的时候，世人惊呼“我们的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当雷蒙·阿隆于1983年去世的时候，法国《解放报》的大字标题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当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去世的时候，他已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法国知识界甚至把他的辞世称作“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当雅克·德里达于2004离开人世的时候，世人无不痛惜哀悼又失去了一位“世界公民”。2009年10月30日，随着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中病逝，法国知识界失去了他们的最后一位思想巨人。这位与萨特同时代的伟人的辞世，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了一个世纪的终结，那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伟人的20世纪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世纪终结者。

1908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后随家返回巴黎读完中学和大学。他不但与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等是同一时代，而且基本属于同一知识圈子。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学习哲学，与那个圈子里的人几乎同样的经历，毕业后先在外省的某个公立中学教书。由于对哲学的不满意，他很快辞去了教职，返回巴黎学习法律，随后开始研习人类学，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类学家。关于这段辞职的经历，列维-斯特劳斯说当初念哲学，并非意味着他喜欢哲学，而是因为他“对截至当时所选修过的其他科目都不喜欢”的缘故。在他看来，哲学只是“意识对意识自身所做的某种美学上沉思”。学习哲学让人失望，他们的哲学训练虽然使智力得到练习的机会，但这些练习却在脑筋上留下枯燥化倾向的结果。而他开始选择人类学也只是一种偶然，对哲学的厌恶，让他渴望寻找到另外一种逃避之道。但是，这种偶然的机遇带给他是一种不同于哲学学习的快乐。他人类学之所以会吸引他，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类学研究的文明和他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估计，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对人类学结构上的最初兴趣最终导让他完成了两卷本煌煌巨著《结构人类学》（1958、1973）和四卷本的《神话学》（1964-1971），并引领了法国思想界名噪一时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

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生除了那些在原始部族中的探险经历让人惊叹，其余看似都乏善可陈。他与萨特等人不同，给人的印象是很少介入政治和对公共事件发言，他的著述大都是学术著作。也许，我们从此会认为他仅仅是一位学术型的知识分子。但是随着对20世纪4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深入，尤其在流亡美国期间的经历值得记上一笔。尽管他一向主张学术自主，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他显得对政治也十分关心，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位戴高乐分子，但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从1945年到1948年，他担任了自由法国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对许多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他在纽约认识了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并受到了他的结构主义的启发，正是这种启发让他把人类学上的亲缘关系与语言学联系了起来。

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展示了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真正使学术界打开眼界的是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出版他的多卷本的《神话学》，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结构主义的高潮，震动了法国思想界。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习俗、姻亲关系等都被共同的深层结构的所控制，一个遵守这些习俗或神话的民族自己不会感到这种深层结构。他还认为，不仅一个民族如此，而且各民族的神话、习俗，虽然他们的语言那么不同，也服从相同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其实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具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最初是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著作衍生而来，是研究作品和实践的一种方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列维-斯特劳斯，还有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罗兰·巴特，研究哲学和历史的米歇尔·福柯，研究心理分析的雅克·拉康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易·阿尔都塞。他们的著作都各不相同，大相径庭，但是能对其产生共同联系的除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认为所有的神话都有相似的结构，同时他还认为，所有的神话在社会内部都有一种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即神话是为了对世界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解决其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他认为“神话的思维总是由意识到各种对立面的存在到寻找解决这些对立面的方法而层层递进，逐步展开的……神话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神话是我们为了消除各种矛盾，让世界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并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以一种文化的形式我们讲给自己人听的各种故事。这种用神话解决人们矛盾的模式被罗兰·巴特运用到了通俗文化研究中，揭示出了通俗文化的各种作品和时间中常常隐含不露的东西。而且这种神话研究的模式在现今的大众文化研究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引领了后来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的崛起也不为过。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还有一本早期作品不得不提，那就是《忧郁的热带》。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时成了畅销书，现如今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表面看，《忧郁的热带》是作者对1935-1939年的那个时期在巴西内陆印第安人部落生活的回忆和记录，然而这本书超出了人类学学科的局限，变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精神自传。它的书写的伟大，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生动、细腻，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的书写上，用桑塔格的话说，《忧郁的热带》的伟大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本人类学家的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伟大的随笔，处处显露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充满了一种基于深刻理解的同情，独特的文体写作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

列维-斯特劳斯去世后，国内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是最早翻译列维-斯特劳斯的李幼蒸先生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毕生学术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化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是结构人类学的出现；二是引发了当代人文科学符号学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这种评价虽然正确，但是显得过于中规中矩。列维-斯特劳斯的去世也许不仅仅让我们失去了一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宗师，更重要的，他才是真正带走一个时代的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群体，作为人道主义的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们怀疑理性主义和个人至上主义的哲学，批评那种认为历史的结局必定美满的历史观，对自由主义态度谨慎，对马克思主义满怀疑虑。时代需要时他们会走在街头，加入抗争的队伍。他们不是学术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陈腐学者，他们的哲学沉思，他们的著述论辩，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紧密相关。法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知识分子世纪，知识分子也许不是一个人，但可以是任何人，是哲学家，是科学家，是学者，是教师，是人类学家。从萨特去世开始我们就惊呼一个时代结束了，也许，应该说从萨特去世开始，那个即将结束的时代才到来，而到这里，才是终点：列维-斯特劳斯的去世才真正终结了那个知识分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