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抄书：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版的“相遇”

他始终在寻求着天才人物对自己的肯定：弗吉尼亚·伍尔夫、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这些人都曾经看到过他的价值，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事关重大的。但是与阿赫玛托娃的这次相遇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重要。在他面前的是用他的母语写作、尚在人世的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她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他始终都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一样，就好像她认识的每个人他也认识，她读过的东西他也都读过，她说的话以及她的言外之意他全都明白。当然，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觉：他对她的了解远比她想象中的要少。虽然如此，他们之间进行的却是那种人的一生当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的交流。

沉浸在越来越强烈的热切心情和怀旧情绪之中的阿赫玛托娃向他说起了她在黑海之滨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是“一片不信教的、未受洗的土地”——以及自己终身保持的与俄国南部海岸的“一种古老的、半希腊半野蛮人式的、其精神与俄罗斯文化迥异的文化”的密切联系。她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见过的敖德萨，伊萨克·巴贝尔的故事中那喧嚷的海港城市，犹太人、比萨拉比亚人、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聚会的场所。他则给她讲他在里加度过的童年，在彼得格勒的少年时代，以及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当时她已经是一位著名诗人，她的崇拜者们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她新出的选集——怎样一个人呆在他父亲的书房里，看梅恩·里德的牛仔故事。

她谈到了与古米廖夫的婚姻，也谈到两人尽管离异，自己却始终记得他在接受她的才华时那种简洁和毫不犹豫。在描述1921年他遭枪决的情况时，她热泪盈眶。接着她开始背诵拜伦的《唐璜》。她的发音很难懂，但是她在背诵的时候倾注了如此强烈的热情，以至于以赛亚不得不站起身望着窗外，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很快她又背起了自己的诗：《耶稣纪元》、《白色的群鸟》、《选自六书》以及《克里奥帕特拉》，最后一首诗写于1940年，她生命中最难熬的时期之一，当时她还不知道除了像那位埃及女王一样自杀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她告诉他，像这样的诗曾经导致一位比她更为伟大的诗人的死——但伯林不清楚她指的是曼德尔施塔姆还是古米廖夫，因为她再一次情不自禁地痛苦起来。哭过以后，她开始背诵1940年始作于列宁格勒、当时尚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以赛亚后来写道，那是“对她作为诗人的一生以及那座城市的过去的一种最后纪念”，“其体裁如同《第十二夜》式戴面具人物的狂欢游行”。在听她背诵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这部作品中——她在1962年对它就行了修改——自己后来成了神秘的“未来访客”、“来自镜子上方的客人”。

然后，她为他朗读《安魂曲》的一份手抄本，这首诗大部分都是在他们现在坐着的这间屋子里写成的。这部组诗是她对自己那一代人当中所有被折磨、被残害的人的纪念：

我本想一一报出大家的名字，

无奈名单已被攘夺，无从寻觅。

我用偷听到的她们的不幸的话，

为她们编成了一张巨大的披褂。

今后我会时时处处将她们回忆，

即使新的灾难来临也绝不忘记。

她突然停下来，向他描绘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在以赛亚的记忆中，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讲到自己在监狱门口的守夜，丈夫和儿子在狱卒手里所受的折磨，还有许许多多以前的朋友的绝情与背叛。她不停地打断自己的话。他还记得她曾说“没用。你是从人的社会力来的，我们在这儿却被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而且……”在二战开始以前，背叛和唾骂已经在她身上残酷地压迫了许多年，以至于她已经无法信任除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和丽迪亚·朱可夫斯卡娅之外的任何人了。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命运，她无话可说。她改变了话题，逼自己去回想战争期间在塔什干度过的更愉快一些的时光了。

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比以赛亚小两岁——以赛亚当时三十六岁，他三十四岁——受过出色的教育，学识渊博非凡，不过曾在二十四岁那年被逮捕过。他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著作原文，不过从来没有走出过苏联边境，而且显然认为他自己像他的母亲一样，也是在苏联的不利形势之下保持着欧洲文化的标准。他曾经遭到逮捕，罪名是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他的父母。现在他似乎相信自己的厄运已经结束，想要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里重新开始学者的生活。他走进建在凹室里的厨房，在一个盘子里找到了一点煮土豆。他的母亲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客人而觉得非常尴尬，但是以赛亚却很高兴地记得，当时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他们几个人如何坐在闪动着火光的炉子旁边，一起把盘子里的那串土豆分着吃了。

她的儿子走后，以赛亚请求阿赫玛托娃让他抄下《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她拒绝了他，同时许诺说她会给他寄去自己应于次年出版的一部诗集，这说明了她当时是如何满怀希望。然后他们讨论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并且第一次开始争执起来。和她一样，他也尊敬普希金，讨厌契诃夫的“泥浆色世界”，但是他不喜欢她热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则对他欣赏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这些不仅仅是爱好的不同：他们标志着他俩情感世界之间的界限——以赛亚被屠格涅夫的轻快、精致和嘲讽意味所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暴力、阴暗以及强烈的感情则让他反感；阿赫玛托娃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内心世界深入的描写，却无法忍受屠格涅夫的微妙和精细之处。这种品味的区别当然也是环境造成的。屠格涅夫的纤细精美在以赛亚所在的牛津可以打动一颗安逸的心，但很难想象它在斯大林的列宁格勒能够找到接受者。以赛亚最喜欢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其艺术成形于逃亡生涯中，阿赫玛托娃喜欢的艺术家其作品都是在俄罗斯的土壤上锻造而成的。他总是将“开朗、热情、纯粹出于自然的宽广的俄罗斯性格”和“斤斤计较、枯燥乏味、被抑制和约束着”西方相对比，但是事实上最能打动他的是这二者的结合——而这只有在流亡艺术家哪里才是可能的。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分歧。以赛亚因为托尔斯泰宽广的历史眼光呃将他理想化，阿赫玛托娃则厌恶他身上那种她看做是对性的伪善态度的东西。她说，在让安娜·卡列尼娜被追逼致死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其实是向他声称对之表示谴责的那种庸俗社会风尚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