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及其“开放的作品”
埃科及其“开放的作品”
《密涅瓦火柴盒》,单看到书名就会引人遐想,还没读到序言中的解释时,我还满腹疑窦不知道翁贝托·埃科这次又玩什么花样。先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密涅瓦,自然想起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然后又联想到黑格尔那个著名的比喻,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只有在薄幕降临黄昏时刻才悄然起飞。黑格尔用这个比喻说明哲学的理性和沉思的特征,而埃科用它作为书名是不是也意有所指呢?
浮想联翩之余,翻阅本书序言,读到了埃科的解释后不由得莞尔一笑:“专栏的标题‘密涅瓦火柴盒’是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很多人喜欢在这盒子的封皮背面记录一些诸如地址和购物清单之类的内容,也有人(比如我)喜欢在上面记录下在火车、酒吧、餐厅里,或是在读报、欣赏商场橱窗、翻阅书店里的书籍时闪过的一丝灵感。”看来我开始的联想不太靠谱,有点过度诠释了。且慢,写下“过度诠释”四个字,我突然又有一种中了埃科圈套的感觉。埃科的风格一向都是故意吞吞吐吐模糊不清的“误读”性质,无论是在严肃的学术文本,还是那种糅合了悬疑、侦探和学术探究性质的小说,以及那些轻松幽默的随笔中,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解构的方式来阅读文本。对这样一个作家而言,他怎么可能会让你产生过度诠释的错觉?与其说我觉得误读了他的书名,倒不如直接说是他故意让我产生如此的联想。这是一种美妙的错觉,是两个老朋友见面后心照不宣的微笑,是作者与读者在阅读之前已经开始智慧的估量:一方面他诱使读者因为误读所产生的差距对他的作品产生兴趣,另一方面读者欲求更精准的解读自然想深入了解。某种程度上,埃科渴求的就是这样的读者,参与到他的文本创作中来,与他争辩、质疑和对话。
在这本涉猎内容甚广的专栏集中,有一篇《何须惧怕超文本》短文正是讨论类似的话题。“超文本”(Hypertext)最初只是一种构想,即是说,随着电子媒介的使用,我们可以在网络中用点击关键词链接的形式,在不同的段落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被看作互联网时代颇具革命性的阅读手段,也改变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创作中,读者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他不得不接受作者写作的方式,无法参与改变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命运。但是在“超文本”创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针对一部小说创造出多种结尾,每个人都可以是作者,他可以把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这.也是一种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中的形式,但在埃科看来,作者没有必要惧怕这种超文本的写作形式,“人们之所以要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这种命运变化带来的战栗感”,“一部小说囊括了许多纷繁的内容,甚至还会向读者细细描述一片云彩是怎样飘过天空,一只蜥蜴又是怎样在岩石间爬来爬去的。洛特曼认为:‘正是对将来的不可知性才赋予整部作品以魅力。’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在阅读中找到重点,却又保持着模糊神秘的状态。”在埃科看来,读者可以参与到文本创作中来,但是这种参与无法改变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一旦作品完成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灵韵和光晕,任何对它的篡改都只能是“等而下之”的赝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模仿文本。
埃科很擅长创作一些模仿文本。按照他在序言中的说法,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小品文大都收录到了另外两本书《带着鲑鱼去旅行》(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版)和《误读》(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中。之所以单纯选出这些文字,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字的风格: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风言风语……埃科的那种俏皮,反讽,幽默,狡黠,同时又饱含智慧的文风把这种模仿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我颇为偏爱的《误读》收录的小品文为例,开篇的《乃莉塔》是仿讽纳博科夫的名著《洛丽塔》,与原著中中年男子爱上小女孩的情节大不相同,埃科在这篇小文中写了一个年轻男子钟情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这种情节上故意颠倒的设置,以及模仿纳博科夫文体像模像样的写作方式令读者捧腹不已。既然说到这里,不妨试用超文本的方式继续联想一下,在《糟糕的<第五交响曲>》(《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一文中,埃科收录了许多名著横空出世时,因为编辑不识货看走了眼,给作者写的退稿信。其中提到,一九五五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因如下理由未被采纳:“这个故事本应该说给心理医生听。或许这原本就是医院的记录,后来才被改写成小说。书中的某些情节固然精彩,但描写太令人作呕了,即使是最著名的弗洛伊德派学者也无法忍受……记住,这本书最好被埋葬一千年。”当然,不仅仅《洛丽塔》遭受到了如此八卦级待遇,其余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福克纳的《圣殿》、托马斯·曼的《布登布洛克的一家》……之所以列举这些,并非要把所有的责难都归罪于编辑,只是想说明,再高明的人都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刻,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的观点不会永远正确,你的争辩也不会一直错误,所以无论是编辑与作者,还是作者与读者,都应该学会用一种理智和平和的态度,互通有无的方式,积极对话的姿态进行交流。很显然,这也是埃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专栏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众多纷繁复杂身份中,有作为小说家的埃科,有作为符号学者的埃科,有作为传道授业的教授的埃科,有作为插科打诨辛辣幽默的随笔作者的埃科,但在专栏写作中,埃科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发言的。在一个启蒙遭到遗弃的后现代语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受到的质疑和冷遇反而证明了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的精神焦虑。埃科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还能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面对现实,背对政治,以一种谨慎的远距离观照的方式发言和写作。正如他在《密涅瓦火柴盒》序言中所说,他在创作专栏文章时所遵循的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读者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种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却总是一种愤怒之情”。这是一种写作的基调,与其他的自恋型的专栏作家大不相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专栏作家往往容易陶醉于自己的精神主旨,因此失去了对自身和他人的评判标准。专栏作家容易把对世界的客观分析,搞成对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如西谚所云,当谈论别人时,我们做出评价,当书写对别人的评价时,我们却开始谈论自己。口头的言语轻便易失,而写下的文字总有痕迹存留,一字千钧,因此下笔之前要三思而后行,持有清明之心,理智的头脑,方能对自己的书写承担起莫大的责任。《密涅瓦火柴盒》中,埃科对时事政治颇多议论,但这些本来时效性很短的文字为何能超越一个时代和国度局限引发现时代我们的共鸣?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之处。我注意到,在《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一文中,埃科说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一种严重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懵然不知的时刻,知识分子能用自己的呐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而警示世人。除此之外,“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诚哉斯言。
不知道最后这些话是不是画蛇添足。熟悉埃科作品的人都知道《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以此为小文标题看来是有些讨巧了。简单说,第一,以此为题是为了向埃科这位著述甚多,涉猎甚广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致敬;第二,把埃科的作品解读为“开放式”的,不仅是为了彰显他文本的多样性、互动性和现实性,而且是为了提醒我们也有参与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浮想联翩之余,翻阅本书序言,读到了埃科的解释后不由得莞尔一笑:“专栏的标题‘密涅瓦火柴盒’是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很多人喜欢在这盒子的封皮背面记录一些诸如地址和购物清单之类的内容,也有人(比如我)喜欢在上面记录下在火车、酒吧、餐厅里,或是在读报、欣赏商场橱窗、翻阅书店里的书籍时闪过的一丝灵感。”看来我开始的联想不太靠谱,有点过度诠释了。且慢,写下“过度诠释”四个字,我突然又有一种中了埃科圈套的感觉。埃科的风格一向都是故意吞吞吐吐模糊不清的“误读”性质,无论是在严肃的学术文本,还是那种糅合了悬疑、侦探和学术探究性质的小说,以及那些轻松幽默的随笔中,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解构的方式来阅读文本。对这样一个作家而言,他怎么可能会让你产生过度诠释的错觉?与其说我觉得误读了他的书名,倒不如直接说是他故意让我产生如此的联想。这是一种美妙的错觉,是两个老朋友见面后心照不宣的微笑,是作者与读者在阅读之前已经开始智慧的估量:一方面他诱使读者因为误读所产生的差距对他的作品产生兴趣,另一方面读者欲求更精准的解读自然想深入了解。某种程度上,埃科渴求的就是这样的读者,参与到他的文本创作中来,与他争辩、质疑和对话。
在这本涉猎内容甚广的专栏集中,有一篇《何须惧怕超文本》短文正是讨论类似的话题。“超文本”(Hypertext)最初只是一种构想,即是说,随着电子媒介的使用,我们可以在网络中用点击关键词链接的形式,在不同的段落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被看作互联网时代颇具革命性的阅读手段,也改变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创作中,读者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他不得不接受作者写作的方式,无法参与改变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命运。但是在“超文本”创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针对一部小说创造出多种结尾,每个人都可以是作者,他可以把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这.也是一种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中的形式,但在埃科看来,作者没有必要惧怕这种超文本的写作形式,“人们之所以要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这种命运变化带来的战栗感”,“一部小说囊括了许多纷繁的内容,甚至还会向读者细细描述一片云彩是怎样飘过天空,一只蜥蜴又是怎样在岩石间爬来爬去的。洛特曼认为:‘正是对将来的不可知性才赋予整部作品以魅力。’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在阅读中找到重点,却又保持着模糊神秘的状态。”在埃科看来,读者可以参与到文本创作中来,但是这种参与无法改变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一旦作品完成就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灵韵和光晕,任何对它的篡改都只能是“等而下之”的赝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模仿文本。
埃科很擅长创作一些模仿文本。按照他在序言中的说法,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小品文大都收录到了另外两本书《带着鲑鱼去旅行》(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版)和《误读》(新星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中。之所以单纯选出这些文字,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字的风格: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风言风语……埃科的那种俏皮,反讽,幽默,狡黠,同时又饱含智慧的文风把这种模仿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我颇为偏爱的《误读》收录的小品文为例,开篇的《乃莉塔》是仿讽纳博科夫的名著《洛丽塔》,与原著中中年男子爱上小女孩的情节大不相同,埃科在这篇小文中写了一个年轻男子钟情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这种情节上故意颠倒的设置,以及模仿纳博科夫文体像模像样的写作方式令读者捧腹不已。既然说到这里,不妨试用超文本的方式继续联想一下,在《糟糕的<第五交响曲>》(《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一文中,埃科收录了许多名著横空出世时,因为编辑不识货看走了眼,给作者写的退稿信。其中提到,一九五五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因如下理由未被采纳:“这个故事本应该说给心理医生听。或许这原本就是医院的记录,后来才被改写成小说。书中的某些情节固然精彩,但描写太令人作呕了,即使是最著名的弗洛伊德派学者也无法忍受……记住,这本书最好被埋葬一千年。”当然,不仅仅《洛丽塔》遭受到了如此八卦级待遇,其余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福克纳的《圣殿》、托马斯·曼的《布登布洛克的一家》……之所以列举这些,并非要把所有的责难都归罪于编辑,只是想说明,再高明的人都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刻,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的观点不会永远正确,你的争辩也不会一直错误,所以无论是编辑与作者,还是作者与读者,都应该学会用一种理智和平和的态度,互通有无的方式,积极对话的姿态进行交流。很显然,这也是埃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专栏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众多纷繁复杂身份中,有作为小说家的埃科,有作为符号学者的埃科,有作为传道授业的教授的埃科,有作为插科打诨辛辣幽默的随笔作者的埃科,但在专栏写作中,埃科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发言的。在一个启蒙遭到遗弃的后现代语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受到的质疑和冷遇反而证明了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的精神焦虑。埃科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还能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面对现实,背对政治,以一种谨慎的远距离观照的方式发言和写作。正如他在《密涅瓦火柴盒》序言中所说,他在创作专栏文章时所遵循的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读者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种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却总是一种愤怒之情”。这是一种写作的基调,与其他的自恋型的专栏作家大不相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专栏作家往往容易陶醉于自己的精神主旨,因此失去了对自身和他人的评判标准。专栏作家容易把对世界的客观分析,搞成对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如西谚所云,当谈论别人时,我们做出评价,当书写对别人的评价时,我们却开始谈论自己。口头的言语轻便易失,而写下的文字总有痕迹存留,一字千钧,因此下笔之前要三思而后行,持有清明之心,理智的头脑,方能对自己的书写承担起莫大的责任。《密涅瓦火柴盒》中,埃科对时事政治颇多议论,但这些本来时效性很短的文字为何能超越一个时代和国度局限引发现时代我们的共鸣?这才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之处。我注意到,在《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在无能为力时闭嘴》一文中,埃科说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一种严重灾难即将降临,而其他人懵然不知的时刻,知识分子能用自己的呐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而警示世人。除此之外,“倘若所有人都对某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与其白费心思地(阐述那些连看门老头都明白的道理)去填充报纸和杂志的版面,知识分子最好还是把那些空间让出来,留给其他人去讨论更为紧要的问题吧。此时此刻,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尽到一个普通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已”。诚哉斯言。
不知道最后这些话是不是画蛇添足。熟悉埃科作品的人都知道《开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以此为小文标题看来是有些讨巧了。简单说,第一,以此为题是为了向埃科这位著述甚多,涉猎甚广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致敬;第二,把埃科的作品解读为“开放式”的,不仅是为了彰显他文本的多样性、互动性和现实性,而且是为了提醒我们也有参与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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