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姆生：纪念还是批判？

2009年是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汉姆生1859年出生，1952年去世，活到了92岁，本来算是高寿。但他出生时候家境贫困，少小离家，在外流浪，甚至两次游泳偷渡到美国打工。后自学成才，投身写作，笔耕不辍，倒是著作等身。可惜老年昏聩，为德国纳粹高唱赞歌，被视为叛国者。晚年荣誉扫地，在贫困交加中度日，最终在如此的“高寿”中郁郁而终。

汉姆生的去世给挪威留下了一个尴尬的难题：后来者该如何评价和纪念这位大人物？如果说单纯从文学角度来说，汉姆生自然是挪威的国宝级作家，民族的骄傲。从1890年出版处女作《饥饿》一举引起轰动，到1892年的《神秘》和1894年的《牧羊神》，这样的三部经典确立汉姆生现代派宗师的地位，后又到1920年因长篇小说《大地的成长》因为“里程碑似的史诗作品”这一评价荣获诺贝尔奖，小说家的荣誉算是到达了顶点。1929年汉姆生七十大寿时发行的一本纪念文集中，众多大作家如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高尔基等都向这位大宗师致敬。但好景不长，1940年德军进犯挪威，汉姆生开始向纳粹致敬，先是将自己的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后又为希特勒大唱赞歌，称其为“一位勇士、人类的勇士，传扬全世界公义福音的先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文学与政治上的尴尬悖论？在文学家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如果这种诱惑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为何其他作家能够做到不为流俗所动，能够抵抗这种诱惑做到了不同流合污呢？在读《汉姆生文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徘徊不已，令我迷惑不解。

新版的《汉姆生文集》中，有中国社科院的北欧文学研究专家石琴娥教授撰写的长篇序言，我特别注意到了她谈到这个问题的看法：“在怎样对待汉姆生的问题上，当前国际上主流看法是将他身上的作家和政治家身份区别开来……艺术和政治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反差成了当前新的争议主题，因此时至今日汉姆生可说仍然是一个民族象征和溃烂伤口的奇异混合体。”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托辞，所谓一分为二的纪念只是一个借口，那些声称“纪念的只是文学作品，而非政治观念”的人心里都清楚，无论文学还是政治都是汉姆生的一种抉择和行为，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无疑要为其带来的或好或坏的后果承担所有责任：既然你接受了无上的荣誉和鲜花，当然也要承担导致的恶果和鲜血。

上个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讨“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看似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或作家的作品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与汉姆生具有同一问题的学者或作家不算少数，知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政治哲学家施密特等，对于这些严肃的写作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写作不是在玩游戏，他们的写作都是源于自身最为深邃的体验，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是他们的写作探求留下的踪迹，他们的写作生命和本体论生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我们与其进行所谓的“二分法”，即所谓的“纪念他的文学遗产，批判他的政治观点”，倒不是如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体味和理解他的言行，从而对他的思想进行反思。我想，这才是我读《汉姆生文集》的最终缘由。

此次中文版的《汉姆生文集》共分为四卷，收录的全部是小说作品。汉姆生也创作戏剧和诗歌，共有六部戏剧和一本诗集，还有他后期的自传性作品以及评论集等，都未见收录。汉姆生一生可谓笔耕不辍，创造年龄高达70多年，但他的作品良莠不齐，分阶段，分题材，分种类，而这其中自然以小说创作最具代表性，《汉姆生文集》这种编选策略颇为稳妥，选其精华部分呈现给读者。这套文集中，第一卷收录了他的《饥饿》、《牧羊神》等四部小长篇作品，二到四卷则全部是长篇小说，尤其第三卷收录的他的诺贝尔获奖作品《大地的成长》。我个人的阅读印象，十分喜欢他早期的作品《饥饿》和代表作《大地的成长》。《饥饿》中那个生活窘迫的作家，时时陷入困顿，偏偏又虚荣、敏感、自尊，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悦，幽默而略带讽刺的语言风格，俏皮活泼，能让阅读者含着泪微笑。这篇小说中自然有早期汉姆生的亲身体验的影子。